5．卡普拉、波尔、普利高津
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为黄帝学说登上世界科学舞台提供了科学根据和契机，验证了李约瑟认为道家思想保留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的论断。西方物理学家普里高津、玻尔、海森堡、卡普拉等已经充分论证了道所描绘的现代物理学图景。
波粒二相性是微观世界的本质特性，是量子力学理论思想的灵魂。量子理论表明包括光子、电子、质子和中子等在内的各种基本粒子都具有所谓波粒二象性，这些基本粒子有时表现出波的特性，有时表现出粒子的特性，它们既不是经典的波，也不是经典的粒子。波粒二相性与黄帝之阴阳学说在哲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卡普拉说：“中国哲学家们把实在、终极元素称之为'道’，看作一个连续的流动和变化过程。我们观察其一切现象并参与其中的这个宇宙过程，实质上是动态的。'道’的基本特征是永不止息的运动的循环性。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道’的一切显示，一般都由这两个原极的相互作用生成。理解这点却是重要的。没有什么事物只是阴或阳。自然次序是阴和阳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黄帝阴阳学说与量子力学之间的高度重合性，揭开了黄帝学说所包含的“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的序幕。
当代美国物理学家弗·卡普拉，从事理论粒子学研究，他对中国道家作了深入研究，系统地探讨了道家与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他撰写的《物理学之道》(1975年)、《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982年)、《非凡的智慧——同不平常的人的谈话》(1988年)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着重论证了东方古典哲学的科学精神同现代物理学的变革趋势的一致性，证明了道家所谓“道”的观念与现代物理学所谓“场”的概念的相似性。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新理论的一个哲学框架，中国哲学思想的'道’暗示着'场’的概念，'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也有惊人的类似”，“我们越是深入微观世界，越体会到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多么相似”，“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东方思想，为当代科学提供了坚实而恰当的理论基础”，“西方的思维、西方的物理学发展，必定要走到东方哲学道路上去”。
卡普拉的《转折点》一书把当代科学危机归罪于西方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认为效法笛卡尔—牛顿的思维模式，才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各种困境和灾难，认为新的科学世界观与中国古代道家的“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卡普拉的《非凡的智慧》一书对道家的“道”的概念评价很高，“在伟大的精神传统中，在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道家的“道”观念是一个“非凡的智慧”，指出道家为克服当代物理学的危机和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提供了新的科学世界观[1]。
卡普拉认为，“西方目前的态度过分偏重于阳，偏重于理性、男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整个文明能否生存下去，……它最终取决于我们采纳东方神秘主义某些阴的态度的能力”，卡普拉认为，道家是世界文化的方向。
量子力学的代表人物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这是对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和波粒二象性的一种“准哲学”解释，他把粒子图像看成是同一实体的互补性描述，其中每一种都是部分正确的，并有其有限的应用范围。要对原子实在作出充分的描述，第一种图像是必需的，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又受到测不准原理的限制，因而必须同时使用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经典物理学概念，才能对现象的各个方面提供一个完整的描述。我们知道，阴阳学说的本质就是相异和互补，这种既相异又互补的原理，玻尔认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玻尔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发现了道家的太极图，为互补原理找到了哲学上的基础，“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道家太极图中的阴阳，就鲜明地表现了既相异又互补的性质，这与《道惪经》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即阴阳互补）相契合。阴阳学说可以说是对互补原理的最早论述，“玻尔充分认识到他的互补性概念与中国思想之间的平行性。……当他必须选择一种盾形纹章的主要花纹时，他就选中了中国的太极图来表示阴阳的互补关系。同时还加上了'对立即互补’的铭文”[2]。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普里高津认为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具有“自组织”和“自发运动”的思想，这与西方传统结合起来，也许能导致一种面向未来的自然模型。普利高津认为：
“这种新思想和……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为接近。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谐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都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
“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达的强调）与中国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种启迪的源泉。”
[1]以上参考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以上参考李恩军《重温“李约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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